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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赵鼎新谈浙大人文高等研究院的历程与追求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赵鼎新：我是2012年以访问学者的形式短期到浙大工作的，不久后，当时浙大的罗卫东副校长就找我谈，说想办高研院。大背景是当时国内很多大学都在办高研院，他跟我谈了之后我就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国内很多高研院都办成了研究所，即引进一些学者到某个大学来做某种“高等”的研究，同时也有一些既没有驻访项目，也没有多个在聘做“高等”研究的学者，而只是请一些知名学者来作报告，同时也有极少数虽然有驻访项目，但主要是提供给本校的学者。这与我当时了解的国外比较成熟的高等研究院是有一些偏差的。我在2009年到2010年间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驻访了一年，此外像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柏林高等研究院（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 以及专业特性更强的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等等我都是有所了解的。当时国内对“高等研究院”这个概念不太了解，“高等”对应的英文是advanced，其实更有“前沿”的意思，应该翻译成“前沿研究院”也许更好些，翻译成高等之后似乎就带上了“高人一等”的意味，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我这儿想说的是，国外凡是有固定编制做“高等”研究的高等研究院其实效果都不是太好，原因之一就是做着做着几个固定编制在没有教学等任务的情况下就做成死水了。即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这个水平的机构也不能幸免。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下面分好几个研究所，里面的教授当然都不错，但一点也不能说他们比普林斯顿不在高研院的教授水平更高，已经完全不像上世纪三十年代爱因斯坦等人创建时的情况了。
近三十年来国内学界的一些风气对于学术的发展是很不利的，比如工具理性盛行，学术水平的认定高度指标化，原创性工作鲜见，各种学术不端作风却很普遍。学术风气很浮躁，各种学术头衔徒有虚名。我觉得高研院要做好，就要组建一个中青年为主的学术团体，同时在内部确立一个公正的评价体系是第一要务，因此就花时间组建一个质量很高的学术委员会。这个学术委员会运行6年多以来，其质量可以说是大大超过了我的预期。我打心眼里感谢他们的工作。
我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决定浙大人文高等研究院采取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的驻访模式。原因是这一模式不但不会造成大量固定编制人员而造成的“死水”效应，并且成本要低很多。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一年的运行经费差不多是500万美元，而普林斯顿研究院的预算要高得多。从理念到选址，当时的林建华校长、罗卫东副校长等人提供了很多帮助和支持。当时的浙大领导决定一年投500万，第一期先做三年。在罗校长和其它浙大领导的协调下，我们同时申请到了20多套住房，可以让驻访的学者在这里真的静下来做点学问。没有浙大校领导长期的支持，浙大人文高等研究院是坚持不到今天的。
赵鼎新：国外高研院的项目时间往往更长，因为国内没有真正的Sabbatical（学术休假），我们做得很灵活，一年两期，至少三个月，但这个模式在国内当时已经是很大的创造。三到六个月的时间能把一个问题想清楚就不错了，所以我们侧重招一些项目做到写作阶段的学者，这一他们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来到浙大想做些什么。高研院除了为驻访学者提供一居室或者两居室的住房之外，还提供每月1万5的津贴，还有每天的工作午餐，让他们有一个交流的机会，还有一些工作坊。而且只有当过一次驻访学者，就有回访资格，之后还可以再申请回访，只要有空余的住房就可以来，只是津贴没有了。
刚开始我们的确很担心没人来申请，或者申请通过的人因为学校不同意之类的原因来不了，第一第二届的时候也确实费了不少周折，但我们的学术委员会做得非常认真，几年运行下来，现在能被浙大高研院接受在许多学校看来已经是一种荣耀了。
创办的时候当然有反对的声音。因为驻访学者的论文产出不需要和高研院挂钩，当时很多人跟我说，高研院这种模式就是“买个炮仗给别人放”。有幸的是当时浙大领导已经很重视文科了，我就跟他们说，高研院能够给浙大带来更好的学术氛围，让大家觉得浙大注重基本学科了，不浮躁了，这是一个很重要信息。另外斯坦福高研院虽然不是引进人才的工具，但几十年来也为斯坦福吸引了不少人才，斯坦福的人文社科六七十年代还乏善可陈，现在却很强大，与高研院的存在不无关系。总之讲了一大堆好处，最后在林校长罗校长的支持下做起来了。
做起来之后仍然有很多攻击。比如有人说一年500万的经费比一个系的经费都多，但实际上这里面一大半是交给学校的租金，剩下可支配的也就200多万，而一个系除了一年几百万的运行经费之外，还有高额的引进人才的住房和工资支出，这种说法当然很难成立。我们也被要求去争取社会捐款，因为国外名校的高研院经费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捐款的。为此我们做了很大努力，也略有成效，但总体上属于杯水车薪，原因是国内目前私人企业捐款主要集中在互惠性捐款和政府政策导向性捐款这两部分。还有人挑剔被录取的驻访学者里面有一些不是来自名校的或者只是副教授，但他们哪里知道我们所采取的一套与当前国内主流学术评价体系完全不同的评价体系，大量的带有头衔的大牌教授在我们的标准下没能被录取。也正是在我们这种学术评价体系下，我们的高研院在国内和国际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当然，我们这么做的确也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学术头衔文化通行的情况下，我们这么做的阻力和压力的确很大。
澎湃新闻：您提到高研院在遴选申请者时采取的是一套不同的评价标准，能否展开谈谈具体的标准有哪些？
赵鼎新：我们的学术委员会成员都不讲权威，内部平等。原初成员中既有像我、邓小南和梁治平这些50年代出生功成名就的学者，也有李猛、高峰枫和渠敬东七十年代初出生的学者，但我们都没大没小，每次开会讨论气氛很好，评价很热烈，年轻学者对否定年长一代的意见不会犹豫；其次，我们学术委员会成员的知识面都比较广，可以说都有一个以上学科的知识储备，并且对相关学科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这给我们对申请者的研究计划进行深入讨论提供了空间；最后，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对申请者中与自己相近和相关的申请书都事先阅读，这也给深入的讨论提供了可能。在对申请者研究计划的讨论中，我们也绝不会把该学者在某个领域的地位和所获的头衔作为评判标准，而只看他所提交的申请书和相关发表的质量。这就是为什么不少“德高望重”的人文社科学者被拒，而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中青年学者却能脱颖而出。
申请被拒大致是因为研究计划有八个毛病：一是研究计划与所受的学术和语言训练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二是研究计划中显示申报者对相关领域已有研究并不熟悉。三是研究计划与申报者先前的研究存在巨大差距，而研究计划中完全没有说明当前研究和以前自己研究的联系。四是研究计划显示了申报者的研究仍处在非常早期阶段，不但三四个月时间做不出什么东西，以后能做出什么完全无法看出。五是研究议题是建立在学术上不能成立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基础之上的假议题。六是研究计划像社科专业学院中的大路货研究，看上去“实用性”很强，但观点和分析手法却没有理论支持。七是所提交的研究计划和申请者以前的研究和发表中所显示出来的弱点高度相似，使得我们觉得该学者成长空间不大来了也无法吸收别人的东西，不太适合高研院的氛围。八是研究计划写得潦草，甚至就短短一段话，声称自己想在什么时候来驻访，等等。这类申请报告往往出自国内各个学科的一些“大牛”之手。
虽然说每个学科内部都有很多不一致的评价标准，而高研院又涵盖了人文社科的不同领域。在评审会上对有些研究计划的质量我们也会吃不准，这时候就有人就会当场打电话或者发信息请教该领域信得过的专家，让他们给出意见。另外我们还是注意学科平衡，每年入选学者的人数可以说是历史学/考古学第一，哲学第二，文学第三，对于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法学等在“文革”中被破坏后来又重建的学科，我们也会在满足基本标准的前提下适度“扶贫”。
澎湃新闻：正式运行六年多以来，高研院成立时设定的目标达成了多少？
赵鼎新：我们设定的主要目标可以说基本上都达到了。高研院这种模式有几个好处，一是打破学术界的等级制，像我在斯坦福那一年，我这一期中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一个奖金高达250万欧元的某个欧洲奖项得主，有各个学科的大权威，也有年轻的助理教授，我算是职业生涯中期（mid-career）的学者。在高研院中各个学者原有的声望和在自己大学中所处的权力结构都被打破，大家平等，就像“同学”；第二是形成真正的学科交叉，我认为自己知识面很广，但和历史学、哲学、政治学、认知心理学、生物学等等很多学科的学者共处一年，对我来说是一个知识再更新过程。只要你是开放性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自己的学科和自己做学问的方式就会有所反思；第三就是国内的学术定价，我认为这一点也可以说是部分达到了，虽然国内学术主要的定价标准仍然是人际关系能力、课题的多少、头衔的大小、发表的数量，但至少来高研院驻访过的学者，尤其是在历史、哲学、文学等领域，可以感觉到我们高研院已经有了一定定价能力，因为能被邀请到浙高研院来驻访在业内已经视为一个学术认可度，各个高校都开始对来高研院驻访开绿灯，并且来过的学者不仅仅是学术水平提高了，并且在校内和社会上的认可度也有了很大提高；国际交流方面的目标前四年也基本达到了，但没有我想象得那么顺利。因为我们的工作语言是中文，来自港台的学者，欧美的华人学者，以及一些能说中文的韩国、日本和西方学者都没有问题，但是不能说中文的西方学者我们发觉只能按议题组团过来，否则一两个人会落单，效果不好。有一年我们花了近两年的时间组织了一批世界著名经济社会学家过来驻访，有五六个人，他们特别高兴，觉得我们这个高研院和世界一流的高研院没有区别，我们的服务还更好，但实际上我们的行政团队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后来我们就考虑几年组织一次这样的团队，但近两年新冠疫情爆发，很多事情都无法进行，这方面和预期差距甚远。
澎湃新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是与浙大高研院类似的机构，存在怎样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两个机构的驻访项目有什么不同？北京和杭州的不同地缘对两所研究院的发展和“气质”有怎样的影响？
赵鼎新：我们应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兄弟单位，北大文研院的院长邓小南和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都是我们的学术委员。特别是渠敬东，他在创院阶段就做出了许多贡献，功不可没。我和浙大高研院常务副院长朱天飙老师也经常去北大，他们也经常过来，相互学习。北大文研院和我们最大的不同是文研院地处北大校院内，各院系和文研院距离很近，因此校内辐射范围要比我们大。像我去北大做报告，很多学科包括历史系、社会学系、国际关系学院、国发院甚至自然科学领域的老师学生都会来听，浙大高研院一方面因为地处之江校区，离浙大本部有点远，讲座来听得人自然就少了许多。另一方面，我们的报告在浙大本部来听的老师其实也不多。就连我在浙大本部的报告，来听的也基本上只有自己院系的年轻老师和学生，外系学生较少，而系内外的老教师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北大的学生和教师对思想和学术的兴趣，以及北大的学术氛围是浙大很难比拟的。我们在这方面有些吃亏。另外北大文研院的驻访项目时间比较短，很多是短期半个月一个月的，这样一来周转率就高，几年下来积累的驻访学者人数就比我们要多，外国学者去北京最经常，这也是北大文研院的有利条件，他们有更多的西方驻访学者。还有一点是两个常务副院长的个人风格很不同，朱天飚老师非常踏实认真，他本硕博都是在海外读的，认准了斯坦福模式就认真严谨地坚持这种西方制度当中的优点，他训练的行政团队特别高效，北大文研院也多次派人来学习；而北大的渠敬东老师既是个社会学家，又是个人文主义者，同时也多才多艺，所以北大文研院的文宣做得比我们好多了，这两年我们的讲座海报水平也提高了，这都是文研院给我们造成的压力逼出来的。因为北大本身的地位以及出色的宣传工作，北大文研院的影响力在总体上是超过我们的。
但是在行业内，有很多学者既做过北大的驻访学者，又做过我们的，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反馈则说我们做得更好。因为之江校区这块地方是很特殊的，它的前身是由美国长老会创办的之江大学，是民国时期国内的十三所教会学校之一，也是其中唯一一所校园完整保留至今的。而且它建在钱塘江畔，背靠西湖，群山环抱，整个环境特别人文，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氛围（ambience），这点北大文研院做不到。此外我们的高研院能提供驻访学者宿舍，而北大文研院不能。这就使得我们能安排更长的驻访时间（至少3个月，最多可延长到8个月）。这就是说我们的高研院在形式上更像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和柏林高等研究院这类在西方世界负有盛名的高研院，即一个能让学者静下心来写些东西，想些事情，进行些交流的地方。特别是，我们高研院大多数宿舍都在山上，离高研院办公室很近，吃过晚饭在山里散散步能继续干活，有一点像是回到了古代精舍的感觉，这些都是北大文研院无法做到的。当然，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离不开历届浙大校领导的支持，对此我心存感激。总之，北大的文研院和浙大的人文高等研究院可以说各有特色，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很难讲是竞争关系。
澎湃新闻：前面说到浙大高研院克服了很多困难也达成了很多目标，您觉得目前它和斯坦福行为高等研究中心等国际顶尖的高研院还存在怎样的差距？
赵鼎新：浙大高研院有一个局限，那就是我国绝大多数的人文社科理论、视角和概念都是在西方的人文社科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仍然要学习和继承这一西方体系，因为其中大量的东西现在都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遗产，我们同时也要继续学习西方学者的高度专业性的治学精神，因为这正是当前中国所缺。但是，西方的人文社科理论、视角和概念体系同时也带来了不少误区，对此我们必须扬弃。但是不管我国的学者如何做，只要西方人文社科理论、视角和概念体系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占据着主宰，我国人文社科学界所提供的思想就很难在世界上确定中心的地位。简单讲就是，只要中国产生不了具有中国特色、并且在世界上能取得重大影响的人文社科话语体系，浙大的人文高等研究院办的再好也不可能取得像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在世界上的同等影响。事实就是这么严酷。
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有一个传统，我们也在学，那就是在每个驻访人员的办公室门上贴上该办公室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工作过的所有驻访学者。那年我看了一下我在的那个办公室的记录，真正感到了这一整个房子的“鬼”给我的压力。我记得我的办公室第一任驻访学者是经济学家密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n），后面则有提出后工业社会理论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 （Denial Bell）, “世界理论体系”的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写了《文化解读》一书的人类学家格尔茨，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等等。看完之后我就坐在那里感到压力山大，因为这些可都是定义了自己学科方向的人。我之所以在当时很震撼，并且事后经常想起此事，是因为仅仅在我一个办公室工作过的学者就如此厉害，充分体现了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在定义西方人文社科话语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这一点我们浙大的高研院在目前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能为对学问有敬畏之心的学者提供一片净土，为国内浮躁的学术带来一股清风。
澎湃新闻：您谈到国内人文社科面临着学术评价体系理工科导向、各个大学和学科巴尔干化等困境，也谈到了我们与西方的差距，事实上近年来全世界的人文学科都在走向衰落，应该如何看待人文学科的普遍性危机？
赵鼎新：西方人文学科的衰落是另外一个问题。芝加哥大学那样一个经典的理论产出中心也在衰落，曾经长期以来是美国青年教授最向往的地方，现在也不如从前了。这是因为我们人文学者不管做什么研究，写出来的其实都只是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东西，而不是事实，我们只不过通过各式各样的方法，试图在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和事实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但建构和事实之间的张力很难完全弥合。西方现在的中青年教授，他们记忆中最大的事件是2008年金融危机，年纪比较大的教授记得的是民权运动，他们看待世界的时间尺度很短，想象力因此受到了局限，失去了经历了二战一代学者的气象。一般来讲，歌舞升平两三代人以上，人文社科的学术就可能会走向高度专业化下的无聊。有一次我和一位古典学教授聊天，我说我发现中国每一个朝代到了盛世的中期后，学术就会走向形式主义，变得无聊、等等。他说罗马也是一样，5个好皇帝的中后期是学术最无聊的时候，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尽管如此，西方人文社科学术从业人员很多，其中有大量的优秀作品，我国人文社科要赶上的路还非常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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